与历史考古学不同，思想考古学的对象不是隐藏着的文物，而是贯穿一切人类时间而始终在场的本源问题。

又如水，虽远，必有正源，亦必有分派处，自然之势也。…且立宗子法，亦是天理。

传至于今，凡若干世矣。在祭祀中，一个家族要祭拜先祖，都要统归于宗子，由宗子主持进行祭祀，这就是敬宗。程、朱的士大夫家礼构想，目的是复兴宗子法，以使朝廷有世臣。祭祀始迁祖与普遍建立家庙，直接的结果就是大家族的普遍兴起。为什么祭祀始迁祖，会有如此重大的影响呢？始迁祖的意思，明代丘濬有云： 以始迁及初有封爵者为始祖，准古之别子。

其嫡嫡相承之宗子，谓之大宗。而一族之人通过宗子的率领，祭祀共同的先祖，这就是收族。在《汉经学史》中，程先生将汉代谶纬学一卷置于两汉之间。

而前人也有相关研究可资印证，如柳诒徵在《中国文化史》中曾说：世谓汉武帝绌诸子，崇儒学，为束缚思想之主因。又，会议集论而成的《白虎通》一书，程先生认为十三经除《左传》、《孟子》外，凡十一经皆有明引， 但其中引《周官》只有七条。皮锡瑞《经学历史》分十章，以孔子是经学开闢时代，战国时期为经学流传时代， 汉武帝之后为经学昌明时代，汉元、成至东汉为经学极盛时代，汉末之后为经学中衰时代，南北朝为经学分立时代，唐代之后乃经学统一时代，北宋庆曆之后为经学变古时代，宋之后，尤其是明为经学积衰时代，清代为经学复盛时代。这都是极为精确的观察。

检诸本，皆作共排而非并排，故此句似应为时诸儒并出共排，以为非是，唯歆独识。又因为时代思潮往往与历史相结合，也导致这种写法重书籍而略思潮。

盖自立五经博士之后，政治的基本价值确立，今古文经学的争论，实质上便是政治基本价值的争论，背后是对什麽是好的政治，什麽是好的生活的认识。《汉经学史》一书对大量经学问题，进行了甚为深刻的考察。例如汉代的谶纬之学，对汉代经学与政治皆有根本性的影响。班固据刘歆《七略》而作《汉书·艺文志》，录《周官经》六篇，并云王莽时刘歆置博士，是王莽、刘歆当政时，曾置《周官》博士也。

而其特色，则是在以时代为纲的基础上，辅以专题，以达到纲举目张，查补缺漏，呈现完整的汉代经学史面貌。后来若要研究此一问题，此书可谓导夫先路也。因此，对汉代经学的理解，关繫著对整个经学史，也关繫著对整个中国文明的基本认识。程元敏先生认为，汉武帝政策的实质，是要以兴国保民切要之经典，以替代黄老之学作为治国价值的地位，程先生说：欲政治统一，必先思想统一，如‘师异道，人异论，百家殊方，指意不同，则无以一统，故必须黜去百家邪辟之说。

又云，武帝收揽天下藏书，五经之外，诸子传说皆收入中秘，足徵武帝未尝禁止百家讲肄著述，唯朝廷斥之不立于官学而已。而简洁的经文，也成为故事的提纲挈领。

这种转相发明，是以经、传互相解释，在这种互相解释中既发明经文义理，又发明传文义理。而郑玄博通群经，其《六艺论》平衡三传，云：《左氏》善于礼，《公羊》善于谶，《穀梁》善于经。

自此以后，二传遂微，《左氏》学显矣。汉世经学经说既丰富，载藉又残缺，要从学术史的角度对此一代经学图景进行前面描述，确立全书的主要脉络极为重要。四 《汉经学史》一书的另一特征，是擅于爬梳、总结文献，并纠正经学史的一些偏见，使许多经学史上习焉不察的问题得到清晰的理解。而到了汉武帝时，罢黜诸子传记博士，而所增立者，程先生说：武帝所增立淄川杨何字叔元《易》一经。本书的最大特征，是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，以学术史家的眼光，分科设段，巨细无遗地呈现有汉一代的经学流变过程。初，《左氏传》多古字古言，学者传训故而已，及歆治《左氏》，引传文以解经，转相发明，由是章句义理备焉。

这一结构安排非常合理。罢黜百家，并未禁止百家言论。

而甘鹏云的《经学源流考》则以《易》、《尚书》、《诗》、《礼》、《春秋》、《孝经》、《论语》、《孟子》、《四书》等书籍为纲领，每一书之下，叙述自周秦、两汉到清代的学术源流。因此，程先生认为：从其极盛之转变关键时段言之，谓纬候起于哀、平，不必论为误。

而《汉经学史》考察汉文帝立学情况，最终得出结论：文帝一朝所立经学博士，《尚书》博士一，《诗经》博士二，皆确切可靠者。唐代之后，《春秋》学舍传从经，择善而从，皆由郑君开其坛宇，导其先路。

《汉经学史》一书煌煌近八百页，偶有引文失校，如引贾公彦《周礼注疏》之《序周礼废兴》，云：时诸儒并出，并排以为非是，唯歆独识。程先生认为，刘向、刘歆主持校中央政府典藏群书，中以五经为最要典籍，旁及诸子百家及诗赋等文艺篇集，足徵朝廷宠重儒经，但未禁百家言，典藏其书。又如本书讨论汉世今古文经学说经玄理化问题，竟备列五十九家，始于武帝时期的曹羽，终于高诱，每一家皆介绍其经学成就，以及受老学、庄学影响情况。汉末何休重解《公羊》，不用古文，又作《公羊墨守》、《左氏膏肓》、《穀梁废疾》，重新发明《公羊》之学。

例如在皮著、马著经学史中，对谶纬、郑玄学术等方面，多流于介绍与表态，而缺乏深入的讨论。时丞相史尹咸以能治《左氏》，与歆共校经传。

就经学教化而言，自汉世立经学博士，确立经学在政教中的基本价值，奠定了中国文明的价值根基。在中国经学史上，汉代是最为独特，也最为重要的时期。

然观东汉经学之形态，《白虎通》本身所述内容，似因五经十四博士虽有师承，而各自名家，遂致今文博士内部异说纷起，不得已乃由皇帝召集会议，称制临决，因此，《白虎通》无论爵、号、谥、祭祀、礼乐诸方面，皆为今文家说，偶有援引《周官》之文，皆无关此书义理制度之大体。这种经学史写法，更像是经书文献史，这一写法使历代经书的代表作品及其思想、方法，皆一览无遗，但由于许多经师所注不止一经，导致这种写法重其书而略其人。

最典型的著作，是皮锡瑞的《经学历史》与马宗霍的《中国经学史》。马宗霍背后是古文经学立场，而在叙述中相对比较客观中立。而从学术史的角度讨论有汉一代经学之基本风貌，新出的程元敏先生大著《汉经学史》，可谓集大成者。最后，独尊儒术不是摧毁诸子百家。

嗜异之士，初则儒道兼理，虽然，彼道甚微，继而振跻庄老，令与姬孔亢轭，丕则混同儒道，寝假而挹彼注兹。关于博士制度，前人已有大量研究，专著之作，如胡秉虔著《汉西京博士考》、张金吾著《两汉五经博士考》、王国维著《汉魏博士考》、钱穆著《两汉博士家法考》等，而专门论文、经学史中相关篇章，也极为丰富。

凡两汉谶纬之学、经师说经掺入老庄之言等问题，既为经学史之大问题，又不为时代所限制，《汉经学史》的处理方式，是列为专题，以专门讨论其经学意涵与影响。文、景之时立博士情况，刘歆《移太常博士书》、赵岐《孟子题辞》皆言孝文帝欲广游学之路，置经、传、诸子博士。

这样，既凸显了谶纬学在汉代经学中的特别地位，又合理地安排了全书的章节顺序。从这些内容，都可以看到《汉经学史》在经学问题的考察上，极为深入周全。